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追尋飛上天的恐龍——徐星
這位不到50歲的恐龍專家，至今已命名60多種恐龍，並致力於科普傳播工作，他的著作《未亡的恐龍》一書獲得《中華讀書報》2001年中國十大科普好書，〈飛上藍天的恐龍〉一文獲選為中國《小學語文》精讀課文。他也協助中央電視台製作大型直播節目「回到恐龍時代」，並獲英國廣播公司（BBC）、美國發現（Discovery）頻道與《國家地理》雜誌專題報導。徐星在《科學人》雜誌已經發四篇專文，親筆介紹他的恐龍研究，他帶著化石走出學術殿堂，讓古生物學變得生動有趣。
撰文／鄭靜琪
「說到恐龍，人們往往想到兇猛的霸王龍或者笨重、遲鈍的馬門溪龍；談起鳥類，我們腦海中自然會浮現輕靈的鴿子或者五彩斑斕的孔雀。二者似乎毫不相干，但近年來發現的大量化石顯示：在中生代時期，恐龍類群的一支經過漫長的演化，最終變成了凌空翱翔的鳥兒。」徐星撰寫的科普文章〈飛上藍天的恐龍〉第一段肯定顛覆了你對恐龍的既定印象，彷彿就在你眼前畫出一隻飛向藍天的帶羽恐龍。
這篇科普文章獲選為中國的小學語文課課文，說明了徐星在科普傳播的影響力。今年3月，徐星受邀來台灣，在「國際鳥禽模式動物會議」以恐龍羽毛的演化為題，給了一場專題演講，在座聽眾大多為生命科學領域的學者。徐星在科普傳播與學術研究之間如魚得水，科普雜誌的撰文邀約、恐龍書籍的導讀文章、博物館的科普演講，甚至是民間企業內部的講座課程，他幾乎從不推辭。
「拿納稅人的錢做事，總得讓大眾知道我在做些什麼吧！讓大家覺得我對社會有貢獻，這是很重要的！」北方人的直率，在回答「為什麼投身科普傳播工作？」這個問題時表露無遺。不過，徐星的另一個理由，相對而言就比較宏大了。「我認為科學必須在社會中佔有重要的地位，這對人類社會進展相當重要！」徐星笑著談自己的孩子成天戴著「耳麥」聽流行音樂，說起流行歌手如數家珍，卻對父親的研究似乎不太感興趣。他認為，科學縱使難以像流行文化一樣容易讓人朗朗上口，但人類社會絕對不能少了科學。這是徐星認為科普傳播必須存在的第二個原因。
野外工作考驗人性
實現自身的社會價值，是這位古生物學家心靈的渴望。一般人很難想像，在戈壁酷熱又危險的環境中挖化石，是多麼艱辛的野外研究工作，長達數個星期的野外考察過程，除了考驗體力與耐力，也必須承受極大的心理壓力。徐星描述，當一群人懷著興奮的心情展開沙漠探險，一開始團隊成員對於野外生活的一切都會感到很新鮮，但是過了10天，就會出現「沙漠症候群」，完全展現一個人的本性。
在數百公里杳無人跡的荒漠走上一整天，尋找恐龍化石，實際上是一件相當枯燥的工作，特別是一無所獲時，只會讓人想逃離。徐星回憶，曾經有一位內斂的年輕人，有一天夜裡「心理扛不住了」，揹起背包，衝出營帳，沒頭沒腦往沙漠裡奔。徐星見狀趕緊追上去，問他想去哪？他說只想一路走出荒漠，徐星急忙勸說：「留下來，明天還有重要的工作，團隊需要你呢！」徐星知道他這麼衝出去，只有死路一條，不是半路虛脫就是可能遇害，沙漠裡毒蛇猛獸可從不缺少。相對地，一個個性活潑的人，一旦在沙漠中待的時間長了，脾氣就會變得暴躁，為了一點小事就能吵架或是大打出手，徐星此時除了做心靈導師，還得當調解員。
野外工作儘管艱辛，徐星仍然鍾愛古脊椎動物研究。不過，他自嘲與恐龍是「先結婚後戀愛」。中學畢業後，在家鄉新疆伊寧市接到北京大學的入學通知，上頭只寫了分發的是古生物學，到了學校才知道隸屬於地質系，當時徐星對於古生物並不特別感興趣，因此並沒有好好學習系上的課程，反而讀了許多不相關的書，特別是哲學與經濟學，還旁聽了幾門經濟學的課程。
大學畢業後，依照規定，如果不繼續升學，就得回家鄉，為了繼續留在北京，他報考了本科系的中國科學院古脊椎與古生物研究所。儘管如此，他仍然不想從事相關研究，在兩年研究所期間還曾經自修電腦程式設計，但沒做出名堂，直到為了準備畢業論文，才整理了手上的幾個恐龍標本，驚訝地發現自己原來擅長古脊椎動物研究，後來益發感興趣，一路就停不下來了！
慧眼識標本
從1995年至今，徐星已經為60多種恐龍命名，其中以帶有羽毛的恐龍最受人注目，對於研究鳥類的起源以及羽毛與飛行的演化相當關鍵，包括中國鳥龍、北票龍、小盜龍，以及最新發表的奇翼龍。《自然》曾經在2012年的一篇評論中，描述徐星「對於恐龍研究有革命性的貢獻，他命名的恐龍數量已經超越世上任何一位古脊椎動物學家，而他只有43歲。」
然而徐星對於恐龍研究的貢獻，不僅於命名的恐龍數量。他曾經在1999年指出美國《國家地理》雜誌對於「古盜鳥」的錯誤報導，更成為古生物學界的著名事件。
1999年2月，美國猶他州布蘭丁市的恐龍博物館館長熱克斯（Stephen Czerkas）在亞利桑那州土桑市的化石市場購得一件遼寧「古盜鳥」標本，並認為這件標本相當重要，可能是說明「鳥類由恐龍演化而來的」關鍵物種，於是邀請加拿大的獸腳類恐龍家專家柯里（Philip Currie）共同進行研究。柯里把這個消息告訴了美國《國家地理》雜誌的編輯，不過，由於這件「古盜鳥」標本是經由走私進入美國，《國家地理》說服熱克斯，完成研究後必須把標本歸還中國，並邀請中國古生物學家參與研究。徐星便是中國科學院派出的代表。
在徐星尚未赴美前，美方的團隊已經開始著手研究，熱克斯請德州大學奧斯丁分校對標本進行電腦斷層掃描，而柯里則請加拿大的同事清修標本，得到的報告是這件標本由80多塊岩石拼成，而且身體與尾巴拼接不自然。研究過程中，曾經有人向熱克斯提出標本可能是不同的物種拼接，但沒有受到採納。由於化石標本在採集的過程中如果遭到損壞，清理拼接是常有的事，而當時美方團隊無法提出標本由不同物種拼接的證據，依然認定這是一種新發現的帶羽恐龍。於是「古盜鳥」的研究報告開始投稿，但《自然》與《科學》先後拒絕發表，理由是化石標本缺少中國科學院的標本編號，質疑標本取得的正當性。
即使尚未在學術期刊發表，美國《國家地理》雜誌仍決定把古盜鳥的復原圖刊登在1999年11月號的科普文章〈霸王龍長羽毛了嗎？〉，並依原定計畫召開記者會，徐星也為此赴美，同時代表中國科學院簽署「古盜鳥」標本歸還中國的協議。徐星終於親眼見到「古盜鳥」標本，他仔細看過標本後，向熱克斯表示這件標本的尾巴和身體是接反的，身體是腹向保存，但尾巴是背向保存。熱克斯表示，他們都同意標本拼接過，但各部位的比例以及電腦掃描分析，都支持標本屬於同一個體。
徐星帶著疑問回到了北京。然而就在徐星回國沒多久，當他與同事著手研究一件採自遼寧的獸腳類恐龍標本時，發現這件標本的尾巴與古盜鳥一模一樣，但身體是不同的。後來經過進一步研究證實，遼寧新發現的獸腳類恐龍標本，屬於新物種小盜龍，而古盜鳥標本則是小盜龍標本尾巴裂開的另一半，被拼接到一隻中生代鳥類的身體上。也就是說，古盜鳥是農民仿照小盜龍拼接出來的偽造標本，走私到了美國。
莫忘追求真理的精神
古盜鳥標本事件引起不少騷動，事隔多年，徐星仍感觸良多，他回顧整個事件的經過，感嘆地說，科學原是單純探索與追求真理的過程，但工業革命之後，科學研究的分工越來越細，追求真理的過程變得工業化與政治化，科學的過程變成了人的過程。
化石標本對於古生物學來說，是最根本的研究素材，因此確切了解化石標本的來源相當重要。中國農民偽造化石標本的能力與數量可說是全球數一數二，研究者對於標本的選擇更應該相對嚴謹。如果遇到來源不清或是有疑慮的化石標本，應該更審慎評估，寧願放棄可能讓人聲名大噪的研究結果，也不要斷送學術信譽，古盜鳥就是一個經典的例子。克服人性脆弱的一面，何嘗不是科學人做研究時最嚴峻的挑戰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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